在清朝的科举制度中，举人代表着一个在乡试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人，他们有资格在一定条件下进入官场，开始自己的仕途生涯。举人通过乡试考中后，虽然取得了初步的仕途资格，但想要继续进入更高层次的官场，需要通过会试，最终考取进士。然而，进士之路对大多数举子而言，是遥不可及的，最终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够取得这一荣誉，而更多的举子则不得不面临止步于举人的现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只能选择其他途径，最终走上入仕的道路。那么，在会试未能通过的情况下，举人有哪些入仕的途径？一旦进入仕途，朝廷又会授予他们怎样的官职呢？
从清代不同历史时期来看，未能通过会试的举人大致有三条入仕的渠道。第一条是“拣选”，它起初是在顺治初年实施的。当时，国家正处于动荡之中，八旗铁骑迅速扩展，政权尚未完全稳定，急需大量的有用人才。即使是举人，如果未能通过会试，只要愿意入仕，也有机会通过“拣选”进入官场。举人可以直接到吏部报名，参加推官、通判、知县等职务的选拔。而这一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，它并不要求举人必须在会试中取得好成绩，只要举人愿意，就能迅速获得职务。
展开剩余76%进入顺治九年后，举人的拣选政策有所变化。朝廷规定，必须是“三科不中”的举人才可以参与拣选，且仍然是推官、知县等职。随着国家逐步稳定，尤其是福建、广东、云南、贵州等省的地方官员需求不断增加，朝廷放宽了限制，哪怕是当科不中的举人，也能进入“拣选”范围，迅速获得职务。到了康熙初期，由于科举制度的逐步恢复，举人数量的激增，拣选制度一度中断，且拣选后的职务最高也仅限于知县。康熙中晚期，随着进士的需求也增大，举人入仕的机会逐渐减少，只有一些有意愿担任教职的举人，才能够获得一些官职。至雍正时期，举人拣选的机会变得愈加稀少，只有那些年富力强、名列前茅的举人，才有可能通过此途径担任知县。
第二条路径是“截取”。这一制度源于雍正元年，是清代独有的官员任用方式。截取的基本原理是，根据举人的年纪、成绩等条件，依照一定比例进行选拔，直接任命为官职。举人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，并且在乡试中名列前茅，那么他们就有机会被吏部“截取”，授予知县等职务。雍正初期，每年大约有一百二十名举人被截取，成为入仕的途径之一。与拣选不同，截取的标准更加严格，举人的名次要求较高，同时，如果有地方督抚的推荐，举人还会获得优先考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年纪较大的举人虽然未必能够出任实职，但朝廷常会给予他们一定的荣誉性京衔，这种京衔并非实际的职务，而更多的是对老年举人的尊敬与褒奖。
虽然截取制度在清朝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其影响力逐渐减弱，尤其是在清末，这一制度已经成为一种“面子工程”，真正通过此途径进入仕途的举人愈加稀少，更多的是对那些学识较高但年纪较大的举人表示尊重的形式。
第三条途径是“大挑”。大挑是专为那些多次落第的举人设立的选拔机制。其始于乾隆十七年，旨在为那些长期未能通过科举的举人提供一个补偿性机会。大挑的形式与拣选和截取有所不同，参与者不需要再次参加文化考试，而是通过外貌、年纪等标准进行选拔。大挑通常在会试结束后的四月十五日进行，由礼部负责清册，列出符合条件的举人，并送吏部登记。大挑的规模在乾隆初期相当庞大，每年大约有近五百名举人参与，录取比例很高，几乎达到60%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挑的规模逐渐缩小，条件也更加严格。到乾隆三十年，新的规定出台，举人如果三科未中，或部分年份四科未中，都可以参与大挑。大挑的职务也根据举人的表现和年资有所区别，一等者可以被任命为知县，二等者则主要获得教职职位。然而，大挑有时被看作是一场政治作秀，因其选拔标准并非完全基于文化水平，而是通过一些形式化的标准进行评选。
总体而言，举人在清朝的入仕途径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发生了变化。清初时，入仕相对容易，且职务起点较高。而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及人才逐渐饱和，进入官场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。科举中的进士和举人数量不断增加，导致仕途的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，举人入仕的难度也随之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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